葵花岁瓣middot梳头

葵花岗水库对岸，是绵绵不绝的山丘。

晨曦勾勒出山脊，像孩子练习簿上生涩的波浪号，高一笔低一笔，紧紧张张。

终于画顺溜了，却不小心突兀出一笔硕大的浑圆，滑溜溜的。那是葵花岗最高的山脉，无名。

日头破云而出，好不容易拱上这个无名山顶，却总叫人担忧，它会顺着滑溜的弧线滚到水库里去么？

我就这样坐在小板凳上杞人忧天着。

在我身旁，是许多个板凳，高高低低，摆成一排。女孩子们坐在板凳上，等着各自的娘梳头。

只要天晴，葵花岗清晨的第一幕，一定是梳头。

丫头多的，做娘的会心烦，一边梳一边数落：憨人一把尾啊，只晓得长头发！

便是这样，也未见哪个娘狠狠心，把女儿的辫子给剪掉了。

那会儿，小女孩都渴望有一头长发，可以编出长辫子

芳芳娘嘴里叼着一根橡皮筋，手里捏着一把马尾，收拢收拢，就要扎上了，却听芳芳一声惊叫，正啃着馒头的她，把舌头咬了。

她娘偏过头去要看她的舌头，她便乘势哭了起来。一团馒头在口里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。

她爹突然一声吼：叫你吃东西别唱歌，唱唱唱，又把舌头咬了！

芳芳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奇怕她爹。

芳芳娘直起身来，狠狠地盯着她爹，咬牙切齿地蹦出三个字：娘西皮！

芳芳爹讪笑着安静了，他奇怕她娘。

不知谁的娘，及时岔出笑话来：芳芳，赶紧叫你娘去割肉，牙齿想吃肉了！

芳芳爹找个台阶下了：我们芳芳门牙都掉了，怎么吃！

姐突然从板凳上跳下来，跑去看芳芳的牙，一板一眼地说：芳！下面掉的牙齿，要扔屋顶上去哟！

这是规矩，不知谁定的，我们都严格恪守：下面掉牙扔屋顶，上面掉牙扔床底。否则，就别想长出牙齿来。

据说这牙齿，还只能扔在自家的屋顶上，扔谁家谁多长牙。

姐常指着电影里的龅牙对我说：看看看！谁把牙齿扔他们家屋顶了！

我问：长了龅牙怎么办？

姐说：那只能被坏人抓去当汉奸了，汉奸都是龅牙！

这事儿太严重了，我们得防范。

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汉奸翻译官，就是大龅牙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姐恨不得爬到屋顶上去，把每一块瓦片搜搜干净，看有没有扔错的牙齿。突然雷声咋起，大雨滂沱，姐欢喜地跳起来：妹！大雨把瓦片都冲干净了，肯定没有牙齿了！

芳芳的马尾巴梳好了，头上顶着一朵火红的丝绢，穿着红裙子，像一柱燃烧的喜烛。

喜烛的眼泪干了，从口袋里掏出牙齿递给她娘：给我扔到屋顶去吧！

芳芳娘将牙齿递给她爹：别太大劲，扔出去了！

芳芳爹偏着身子，胳膊一扫，牙齿上了天。

不知谁叫了一声：扔在王晓东的屋顶上了！

王晓东捏着馒头跑了出来，看了看屋顶，淡定地说：我的牙换完了。

芳芳哭兮兮地看着她娘，她娘狠狠地盯着她爹。

掉牙的习俗，下面的牙齿得扔到屋顶上

艾东娘端出木盆，打水洗衣服：芳芳，不长牙多好啊，风吹一吹，凉快！

姐突然想起来：芳芳，牙齿掉了，千万莫用舌头舔，舔了也不长的！

我紧张地举起镜子看我的缺巴齿，我整天舔牙床。

还没看清，脸就从镜子里拉了出去。娘掰过我的脑袋，开始给我梳头。

我叫着：为什么不先给姐姐梳！

娘没好气：给她梳，你又溜吧？

昨天，昨天的昨天，我都没有梳头。

都是趁娘给姐梳头的时候，我拖着书包偷偷跑了。

暑期，太阳下满处跑，头上长满了痱子，娘给我剪了短发。开学后，头发老也长不出来，只能扎许多的小辫子，一朵一朵，头上开满了喇叭花。

便是这种极简单的喇叭花，娘也生怕我玩散了簧，总是紧绑紧扎，牢牢实实。所以，每每辫子扎完，我的一双眼皮便高高提起，像二郎神眉心中间的那只眼，几乎可以竖着看了。

由此可以想见，梳头对于我来说，真像一种体罚。

娘出手重，偏偏不承认，一梳子下去，我便开始叫唤。娘总能找到理由：三天不梳头，梳得眼泪流！

我挣脱了娘的手就往外面跑，平房再起笑声。

娘和姐两头夹击，像老鹰抓小鸡，将我揪了回来，按在小板凳上。娘两腿将我紧紧夹住，我接着叫唤，娘便接着吆喝：三天不梳头，梳得眼泪流！

姐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每扎一个小辫儿，她就在一旁数一次：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不在家，放屁就是它！

反正，我头上的喇叭，总有一朵是拿来放屁的。

爹的水墨画，说我小时候的头发就是这种小喇叭

爹的水墨画。娘给我头上扎满了橡皮筋，其实非常疼。

姐正数着，艾东娘凑了近来：英儿，阿姨给你梳个好头！

艾东娘养了三个儿子，一早女孩子们梳头，她便只能洗衣裳。三个儿子不适时宜地在她眼前晃来晃去，她便突然生气：晃什么晃！你们三个，把一个是个丫头也好！

艾东娘总说，我生三个做什么？还不是以为可以生个丫头！

实在心里欠得慌，便扯着姐到她家门口坐着，镜子、梳子、头油、发卡，整齐地摆在一旁，跟开发廊似的。

一边梳一边跟姐说笑，温暖地像春天，能生出瞌睡来。

梳罢，上了头油，举着镜子给姐照前照后：英儿几漂亮，头发也顺！

我怕娘梳头，总盼着艾东娘哪一天把我叫过去。可她便是百无聊赖，也一定不会招惹我：只有个静儿，碰不得挨不得，青喊八叫，真烦人！

艾东娘说的极是，娘也终于烦了。

那会儿，娘在养猪场工作，有一段时间，好几头老母猪生娃，娘和同事们天天守夜，着实累了，顾及不了我，便开始由着我自己折腾。

我的头发我做主，自我收拾，有人起点高，有人起点低，我，貌似没有起点。

记忆最深刻的，一定是寒冬里梳头。

出了被窝，就是棉袄，胳膊挤在厚厚的棉花里，直直的，像两管猎枪，根本没法转弯。梳头，就成了老大难。

大女孩是披着棉袄梳头的。一头秀发，左偏偏，右偏偏，十指绕花，一会儿编出两股水灵灵的辫子来，一对蝴蝶结扎在末端，风里扑扑落落地飞着，真美！

我爱欣赏，但不爱收拾。怕冷，又怕疼。

早晨醒来，摸摸后脑勺，橡皮筋还在头发上栓着，便急匆匆地抓着风雪帽往头上一套，从早到晚不摘下来，谁也不知道我这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。

七十年代流行的风雪帽，大多是买的，帽子末端，是两条长长的毛线带子。

哪天娘和姐实在看不过眼，给强行梳了一次头，也总能管上好几天。

其实，芳芳跟我差不多，也总是乱发飞度，像一团黑色的疑云，走哪儿都让人有思考的欲望：她俩，是有娘呢？还是没娘？

记得芳芳常高兴地对我说：静儿，你妈发现么？我妈又没发现，以为我梳头了！

我们到底是女孩子，总归是爱美的。

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放学路上，风雪帽终于戴不住了，只好摘下来，挂在脖子上。

斜阳夕照，人影在石子路上被拉长，突然有长大了的感觉。

两条风雪帽带子，好似修长的辫子，左甩右甩，风情万种。

天啊！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？

大了，大了！我们拔苗助长了。

大了是要骑自行车上班的，是要做新娘子的，是要漂亮的。所以，梳头发吧！

爱美之心突然爆炸了，山崩地裂！我重生一般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，无师自通地开始臭美。

七十年代，女孩子们头上常年顶着各色蝴蝶结，像春天的花儿。

我有一股妙手生花，一鸣惊人，脱尘抛俗的欲望：一定要梳出全世界最惊艳的头发！

颜色，对，第一步是颜色。一定要让头上万紫千红。

蝴蝶结？不够。发卡？还是不够。手里不是有剪刀么？家里什么东西漂亮亮，剪什么！剪掉枕套上盛开的牡丹花，扎在头上！

娘洗了枕套，就晾在门口的绳子上。我拿着剪刀，东一下，西一下，挖出几个大洞洞，带着绿叶的牡丹，就开放在我和芳芳的头顶上了。

晚上娘套枕头，满面惊讶：这不是老鼠啃的呀！

那是娘结婚时托人在上海买回来的刺绣枕套，算是家里最精美的东西了，平日里都舍不得用，在我手里彻底报废。

一根枝条，杀气冲冲地捏在娘手里，我被压在搓衣板上，第一次发现哭不出来，真有一种为了真理可以不怕打的情怀。

芳芳将牡丹花还了过来，手背被他爹打出了红杠杠，她居然也没有哭。

这真是一个笑话，从前娘要为我梳头，我东躲西藏。如今我积极梳头，娘却开始了梦魇一样的日子。

因为梳头，我曾摔碎过许多镜子。

周末，芳芳从口袋里掏出两朵塑料腊梅花，那是她家小盆景上的。她弄了一根毛线，将腊梅花窜起来：静儿，扎头上好看！

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腊梅堆在头上，怎能不被家长逮着？

晚上，芳芳爹怒气冲冲，不是为她扯了花儿，而是因为她撒谎：我没扯，我捡的！

爱美之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挨了打，站起来，立即去照镜子：蝴蝶结，花手帕，塑料发圈，各色发卡，只要能堆在头上，就一个都不落下。

每每梳完头发，走出门，总能听见人惊讶地问：啊呀！静儿，你这脑袋顶得起么？好几斤重吧！

其实，这几斤的灿烂，也不过是豆腐渣工程。待疯赶打闹，头发四散，漂亮的头饰通通失落。

那会儿，进城买头饰很不容易，也颇为破费，娘实在被我丢恼火了，就扔给我两根红毛线：三文不当二文，好东西在你手里只能管一下！

我翻着白眼，不高兴。姐指着墙上红灯记的年画说：妹！红毛线好，跟铁梅一样！

没过几天，红头绳又丢了。

娘不耐烦地扔给我两根橡皮筋：再丢，就把头发剪掉！

橡皮筋还是弄丢了，早上一对辫子出门，晚上披头散发回家。

记得娘气咻咻地对爹说：你的丫头在外面撒大麦！什么东西都能撒！

娘是决计不管我了。

一大早起床，蓬乱着头发，我实在没东西扎头发了。

娘一句话不说，甩门出去了。

我开始仰着脖子干哭，姐把她的一对辫子变成一股，匀了一根橡皮筋给我。我拿在手上，生气地一拉，断了。姐头也不回，背着书包走了。

爹总能想到办法，在缝纫机抽屉里找出娘做内裤的松紧带，剪一截，递给我：这个东西也能扎！

松紧带还真扎不牢实，没到学校，就不知丢哪儿了。

记得那是个雨季，爹许多天没出车了，他也就没时间给我买皮筋。

一早起床，我顶着一头乱发，望着爹叫唤：没人管我啦！

爹从容地从工具包里抽出半截子自行车内圈，拿着剪刀咔嚓两下，剪了好几个红环环，照样扎起来了！哎嗨哟，扎呀扎起来！

自行车圈内胎

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皮筋，弹性不太好，容易断。

扎吧扎吧，好不容易手脚娴熟了，头上突然长了虱子。

娘发现我老在头上挠，神色紧张地扒开一看，惊地大叫：啊呀！我静儿头上长虱子了！

一声晴天霹雳，左右邻居，人人都觉得自己头上痒了起来。

芳芳娘慌慌张张跑来：我家芳芳也长虱子了！怎么办？

娘是养猪的，当然知道怎么办：用敌百虫杀！

敌百虫，是毒药，专门给牲畜杀跳蚤虱子的。

用量多少？娘的作风，多多益善！有时感慨，我能活到今天，真是幸运。

一早，娘烧了水，给我把头发打湿了，便一层层地涂抹敌百虫粉剂，臭烘烘的，真难闻。涂完了，再用毛巾将我的脑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：坐在外面，不要进屋，怕半死的虱子掉在家里又活了！

烈日下，我和芳芳俩在门口晃来晃去，像两兜包菜，种了一上午。

芳芳一口咬定，是我将虱子传给了她。

我倒是认准了，是她将虱子传给我的。

其实，那会儿在农村念小学，总有乡下小姑娘长虱子，这个小东西，东跳西跳，跳到我们头上也很正常。

虱子是灭掉了，痒的感觉还在持续。有事没事，我总要在头上挠挠，娘说，看见我挠，她就周身发痒，难受极了。

晚间，娘和芳芳娘商量：把她俩送去烫头吧！若还有没死的虱子，就把它们电死吧！

我和芳芳听见，欢喜地蹦了起来。

那会儿刚刚时兴烫发，那种摩登还没来得及普及在葵花岗的成人世界里，竟率先降落在我们头上了，简直是因祸得福。消息传出来，天天避着我的姐羡慕得不得了：早晓得，我也长个虱子就好了！

烫发的日子定在下个周末：让静儿爸带她俩去！

下个周末，像一个无底洞，可以一直下下去。下个周末到了，还有下一个。娘总归没说错，下一个嘛。

原本我们已经忘记了，但是葵花岗是一个具有团购意识的群体，烫发比虱子传染得快，几乎所有女人都决定要去烫发了，下周就变成了明天。

八十年代初，一到周末，理发店里就挤满了烫发的女人。大家只有一个心愿：让直发变弯了，越弯越好！

明天，我就和芳芳进城去烫头发了！

夜里，睡不着，从床头翻到床尾，问姐：你说我会不会像个女特务啊！

其实，我就想当个女特务，我觉得特美。刘胡兰，女英雄，还是留给别人去当吧！

第二天一早，爹的车就停到门口，我和芳芳像猴子一般窜到车上。

许多的女人们都来了，不论老少，她们都要进城烫头。迅速，车上挤满了人，来晚了的，站的地儿都没有。

通常都是这样，只要遇着人多，娘总是一个字：让。

她生怕人说咱们家搞特殊化。所以，我，就被娘从车上扯了下来。

芳芳喜滋滋地看着我：静儿！下午我回来，就是弯弯头发了！

我憋屈地难受，无数个下周，终于来了，却成了泡影。和娘纠缠无果，便直接滚在地上，大哭大闹。

车上的人望着我，像看戏一般：哎呀，静儿，这么漂亮的衣服滚成灰老鼠了！

娘将我从地上拉起来：今天我给你烫头！保准比芳芳烫的好看！

娘烫头，就是一把火钳，插在煤炭炉子里，烧得火红，立即在水桶里淬火，乘着温度高，扯出我的一缕刘海，在火钳上绕几圈。一阵焦糊的味道飘过，抽出火钳，额前便是一圈螺丝环。

几次三番，我的头上堆出了一捧黑麻花。

火钳烫头法：先把火钳烧红

火钳烫头法：过水后开始在头上绕圈圈

娘递给我镜子：看看！比芳芳好看多了！她今天肯定没你弯！

我跑出门外，等过路的人惊讶地问我：呀，静儿烫头了！

没有人，对头发感兴趣的人全都进城烫发去了。

几阵风吹来，火钳烫的头发很快就直了，我便继续哭。

哭到晚上，爹的车终于回来了。一车人哗啦啦跳了下来，落了一地的闲言碎语：哎呀，烫什么头啊！好多人排队，我们挤都挤不进去！

哎呀，好贵啊，两块五，要买个洗脸盆了！

哎呀，哪里好看撒，像不梳头的，鸡窝一个！

哎呀，烫头要坐好几个小时，冯师傅的车等不来的！

哎呀声中，芳芳出现了，在她娘的怀里，睡着了。

爹说：烫发店的人太多了，要叫号，芳芳娘不想等，芳芳就在大马路上打滚，嚎啕大哭。最后，头没烫，屁股还挨了她爹几巴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芳芳站在屋檐下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

她说：静儿，以后我长大了，结婚了，就烫头去！

恰好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头发没烫成，那就继续在发型上做文章。

电视剧《敌营十八年》热播，一阵风，盘发开始流行。

那会儿，没有定型发胶，没有电吹风。一堆黑发卡，横插竖插，终于在头上搭了个雀巢，貌似盘发。可风一吹，便蓬松松的，不敢低头，稍微一动，绝对散簧。

盘发没维持几天，《霍元甲》又开始热播，顶在头上的鸟巢，立即散下来，被编成“秀芝”发型。

半圈蜈蚣，从左边爬到右边，顺着耳朵散成马尾巴。脖子一扭，马尾巴能甩死好几只蚊子。

一时间，中小学乃至幼儿园，全是大大小小的“秀芝”头。

“秀芝”正待发扬光大，《血疑》开始了：哇哒西路，谁衣哪呀，由路西得……

于是，山口百惠的假小子头迅速风靡，一只只蜈蚣一夜之间被消灭干净，满城尽是假小子！

是长是短，是留是剪，长不停的头发，从幼年到少年，是一团开不败的花。

最怀念，葵花岗平房门口，那一排高高低低的板凳。像钢琴上起伏的琴键，演奏着一曲爱美的歌。

余音绕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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